“艺术社会学”本身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和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曾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在国内艺术研究中被广泛接纳，但受“庸俗社会学”的“株连”，“艺术社会学”一度在国内遭遇误解，渐趋消沉。近年来，随着艺术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理论步入了理性上升的通道，更加注重学科建设的均衡与完整性，“艺术社会学”作为一次新的知识引进被重新纳入学科视野。但面对流派林立、众说纷呈的西方“艺术社会学”学科现状，理论与方法的清理与取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2025-08-06，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艺术学美学论坛”（第四期）邀请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卢文超老师以“艺术社会学的审美转向”为题进行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常培杰老师，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博士、人民网海外传播部法文编辑何蒨女士担任评议人，孙晓霞任学术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心峰，《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伟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崔柯，中国艺术学年鉴编辑部王伟博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刘永明，美国西北大学的杨肖博士、意大利学者林敬和(enrico rossetto)博士、以及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分工作人员、访问学者及在读研究生等参加了论坛。

卢文超首先介绍了西方“艺术社会学”学科发展形成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以卢卡奇、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艺术-社会”学，其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指向反映论及其变体，其重心并不在社会学，而在于根据对艺术的判断达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但其弊病也在于缺乏经验性知识的支持，存在着以个人的想象代替真实的风险。第二种范式是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s.becker)等人为代表，注重对艺术的经验性研究，通过社会学来探究艺术产生的过程，重点突出的是艺术的社会建构性；但这种经验取向的艺术社会学却存在将审美价值悬置、将艺术还原为社会的倾向，忽视了艺术的独特性、能动性。第三种范式在前两种范式的基础上重启对审美问题的关注，强调艺术社会学要与美学保持一定的平衡和张力，走向了艺术社会学的“审美转向”，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妮特·沃尔夫(janet wolff)、提亚·德诺拉(tia denora)等；通过深入阐述提亚·德诺拉的学术道路转变及相关研究成果，卢文超清晰地呈现了西方“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更迭及“审美转向”，引发了在场学者的热烈反响，大家就艺术社会学学科范式与当前中国的艺术理论现状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对阿多诺理论范式的再反思——三种范式的并置

评议人常培杰从理论流派的分歧谈起，就提亚·德诺拉等人对第一种范式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的批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阿多诺的学术传统不同于美国的艺术社会学，阿多诺注重的是从哲学层面展开对社会的批判，他从艺术文本的美学构成、技术性要素出发，对当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更侧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传统，有其明确的社会针对性。崔柯也认为，新的艺术社会学虽然在反思阿多诺的理论，但将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和麻醉剂的作用恰恰是阿多诺批判的起点；因此，传统艺术社会学与新的审美转向的艺术社会学是不同的学术流派选取了不同视角来切入艺术与社会问题，彼此并无高下之分。杨肖指出，阿多诺理论作为经典的理论方法，其宝贵遗产正在于他所强调的艺术社会史应该有人文视角和价值关怀，而不只限于客观的经验内容。卢文超强调，新艺术社会学对艺术问题采取的立场是不批判也不介入。但何蒨则认为，可能恰恰是阿多诺的艺术自治理念让艺术更加封闭，这正是新艺术社会学要批判的。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艺术社会学”的三种范式表现为历时性的存在，各有其独特的理论目标、切入视角及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当下的理论需求而言，发展艺术社会学的要义在于如何将这些范式与中国具体的艺术问题结合起来，通过重新引入“艺术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来深刻理解中国艺术问题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复杂性。

二、三种范式与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大家在讨论中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社会学”与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上。评议人何蒨概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冠中提出的“形式大于内容”、“笔墨等于零”等观点所引发的美学论辩及其历史意义；她指出，时过境迁，中国当代艺术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艺术的话语权和审美标准的设定权依旧不是靠经济实力就能实现的，纯粹的审美问题中映射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最需要的是中西美学根源之间的对话能力，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和第三种范式的艺术社会学研究将具有极强的理论针对性。孙伟科从李希凡的《红楼梦》人物分析所采纳的社会历史学范式谈起，指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以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为核心的艺术分析方法现已退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审美论，但这种美学背后也同样包含了很多政治性因素，新的艺术社会学可帮助人们重新理清艺术与美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孙晓霞指出围绕“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艺术理论中历来存在着“自律”与“他律”两种观点，相应地形成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相颉颃的理论路径；但如果要回答“艺术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第二种范式所侧重的外部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就凸显出来；探究不同艺术体系及相关概念的兴起和产生过程，可以让人们更加明晰艺术的成因及其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这是我们理性质疑西方艺术观念普遍有效性的前提，也是我们寻找本土艺术理论普适性的基础。何蒨认为，西方有比较清晰的艺术概念转变脉络，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的这种自身逻辑路线还未得到清晰呈现，这正是我们要努力探寻或建构的。为此，常培杰指出，西方现代艺术有其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支持，但其理论也十分注重对艺术自身演进逻辑的推演，因此，在重新引入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也应重视第三种范式的切入视角，从审美层面推导出中国艺术的实践逻辑，方可形成自我的普适性理论。

三、研究方法的中国化

在研讨中，林敬和(enrico rossetto)表达了对“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两个学科之关系的疑惑。卢文超强调，目前“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除研究对象及学术脉络有所区别外，在学科方法上的差异已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借刘东教授提出的“不立一法，不舍一法”来表明一种开放的学科立场。王伟则认为，这两个学科在最初是针对着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各有其特定的、有一定普适性的学科及方法论特征，但这些也是不断发展流变的；他以美术史研究为例，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术史研究进入人文学科框架，开始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广泛接触；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模式被改写，另一方面中国艺术史个案研究中的具体材料也在不断碰撞、发展、丰富甚至改变来自西方的艺术概念和理论模式；因此，无论是“艺术社会学”还是“艺术人类学”，所谓普遍的理念和方法并不是绝对的、恒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化的过程建构起来的。杨肖也以《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中所体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来说明，方法上并不存在适用不适用的问题，重点在于用特定方法来解决特定问题。刘永明则从理性和社会文化对审美态度的影响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石中琪借苏轼几首禅诗阐发了自己对艺术社会学与中国艺术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从更直观的层面喻示大家，无论什么理论方法都要立足于中国艺术及传统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之上。

在论坛上，李心峰高度肯定了论坛的主题及在场嘉宾的精彩观点，并介绍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类型学等基础理论方面的学术积累；同时，他也指出国内当前对艺术社会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将其纳入到艺术学、美学的理论核心，这让艺术理论失去了重要的一翼；因此他希望新一代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者能立足当下中国艺术现实、立足艺术本体，对艺术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之关系做出清晰而准确的判断，为当前国内艺术学与美学学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

（撰稿人：孙晓霞）